中国物探事业发展历程 大发展阶段 (1949 年到 1961 年)

地大华睿矿山预灾 2018-11-07 14:30:31

第二节 大发展阶段 (1949~1961 年)

    新中国的成立, 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 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我国仅有的几位在原中央研究院、原地质调查所和高等学府以及矿业部门的地球物理工作者立即行动起来, 克服重重困难, 投入到组建物探队伍和培训物探技术人员的工作中去。

    1949 年5 月, 原中国石油公司翁文波等人恢复了原有的重力队, 在苏南太湖地区展开工作。随后又奔赴陕北延长、延安一带工作。同年 10 月, 东北工业部在长春的东北地质调查所成立了物探室。1950 年春, 东北地质调查所在辽宁鞍山、清原及石嘴子等地开展磁法、电阻率法和自然电流法工作。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顾功叙等在北京官厅水库及石景山地区, 进行坝址勘查和电法找水工作。此外, 在新疆独山子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地质调查处也组建了重力、磁法、电法队各一个, 在准噶尔盆地南缘进行工作。我国物探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1950 年8 月新中国的第一个地质机构— — —中央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李四光任委员会主任。在 21 名委员中包括有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1952 年 8 月, 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同年地质部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和地球化学探矿筹备组, 这是我国在政府中设立的第一个物探管理机构的雏形。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 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矿业开发和交通、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 迫切需要地质工作先行。1952 年 12 月, 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 中人民政府政务院陈云副总理强调指出, 1953 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为了适应国家新的需要, 地质工作也要进行一个大的转变。决定要大力培养人才和学习原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地质工作“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 将地质工作从旧社会少数科学家带有浓厚研究性质的工作, 转变成为一项纳入国家计划、有明确要求和目标的经济工作。物探作为地质工作的新技术特别受到重视并进入大发展阶段。从新中国的成立到 1961 年的12 年时间, 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 主要是为大发展做准备,包括培训干部, 建立机构, 组建首批队伍, 开拓应用领域, 在一些矿区进行生产实验。为了加速培训急需的技术干部, 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多种特殊措施。1952 年起, 国家抓紧建立地质专业院校, 开展正规教育。地质部和各工业部门都先后设立了不同形式的专业管理机构, 物探队伍迅速发展。这一阶段的物探工作, 主要是在已知矿区及其附近进行。

    1953 年到 1957 年底为第二阶段。原苏联专家的到来, 带来了当时原苏联在勘查、管理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这一时期, 物探工作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 队伍规模和技术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工作部署上, 实现了由原来的主要以矿点详查为主向以成矿区及其外围普查为主的重大转变。在若干重要领域,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开发工作基础。

    第三阶段是 1958 年到 1961 年,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58 年前后实行了体制下放, 大部分物探队伍的领导关系从由中央各部直接领导变为由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在此期间, 一方面是物探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物探科研与仪器设计制造的能力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 在“大跃进”的社会环境下, 我国物探队伍规模过度膨胀, 素质下降, 出现了片面追求数量, 忽视工作质量等一系列问题, 直接导致了以后的精简队伍和整顿管理等大量繁重而复杂的工作。

     下面就大发展阶段中若干重要事项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快速培训首批物探技术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穷二白, 要快速组建大批新的物探队伍, 最重要的是尽快培养一大批技术人员。旧中国虽然有几所大学设有地质系, 但却没有一所大学有地球物理或物探

专业。为此, 国家先后于 1952 年 9 月及 11 月在长春和北京成立了东北地质学院 (即后来的长春地质学院, 现为吉林大学的地球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学院) 和北京地质学院 (现称中国地质大学) , 1956 年又在四川成都成立了成都地质学院(现称成都理工大学) , 所有这些地质学院都设立了地球物理探矿系。冶金、石油、煤炭等部门也采取各种加快物探专业技术队伍成长的相应措施, 有关综合性大学随后也陆续设立了地球物理相关科系。这些院校构成了我国地球物理科学的人才培养基地。与此同时, 为解决人才的急需, 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 举办培训班, 抓紧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干部。早在 1949 年冬, 东北工业部地质调查所就率先组织了物探训练班, 由顾功叙任教。许多特殊培训措施中影响较大的如下。

 

1. 举办南京矿专物探专修班

     1950 年3 月, 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南京大学地质系、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地质调查所等四单位联合创办了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 (1951 年该校更名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 )。学校设立物理探矿专修班, 当年招收学员 30 人, 担任物探教员的有李善邦、顾功叙、傅承义、秦馨菱、曾融生、孟尔盛等。这个物探专修班在 1951 年 9 月提前结业, 学员分别被派往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石油管理总局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招收知识青年在地质专业学校由我国自己的物探专家进行系统培养的物探专科班。

 

2. 举办石油物探培训班

     1950 年10 月, 石油管理总局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上海地球物理探矿培训班, 学制为两年。1952 年该培训班搬迁到北京秦老胡同石油管理总局旧址, 扩建成北京石油工业学校, 被称为“高探一班” 。同年 8 月至 9 月初, 石油管理总局又举办了两期地球物理探矿训练班, 即“高探二班”和“高探三班” 。学员分别来自重庆大学化工专业二年级学生(37 人) 及重庆石油专科学校学生 (50 人)。其中“高探一班”毕业的 26 人, 全部留在石油部门。

 

3. 成批分配物理系应届毕业生从事物探工作

    1952 年夏, 顾功叙等向国家建议将当年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成批分配到石油和地质部门从事物探工作。1952 年 10 月, 地质部与石油管理总局共接收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的 80 余名物理系毕业生, 在北京秦老胡同联合举办为期一个多月的地球物理探矿训练班。结业后, 地质和石油部门又分别针对各自的需要, 进行了结合具体工作任务的培训。

 

4. 招收社会高中学生短期培训

     组建队伍还需要大批诸如仪器操作、资料处理、计算绘图、测量、后勤服务等各方面的中级和助理技术人员。1953 年春, 地质部曾从社会招收了约200 名高中学生, 经过短期培训, 参加物探野外队的实际工作。野外工作收队后, 又集中进行冬训, 结合实际提高技术,其中不少人, 后来成为各队技术骨干。

     这些培训班有一些共同特点, 如都是由国外学成回国的专家亲自讲课, 并采取理论和实际, 课堂和野外密切结合的方法。他们对学员手把手地进行仪器操作训练, 教授从野外实测到室内计算整理及地质解 释推断的 全过程, 一气呵 成。时间虽短, 非常 有效。

    以1952年物理系毕业生的短训班为例, 其中分配到地质部的由顾功叙、秦馨菱分别带领到铜官山与大冶参加野外工作。翌年初, 这批人员又在南京参加了培训班, 在总结野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年的组队出队任务, 进行物探项目技术设计的学习。他们很快熟悉了物探工作的全过程, 并成为以后组建地质部门第一批物探专业队伍的基本技术力量。

     1954 年暑期起, 长春和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批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工业部门院校, 如石油学院、矿业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的毕业生也相继源源不断地参加工作, 保证了我国物探事业大发展对技术人才的基本需求。

 

二、组建第一批物探队伍

    在人才培训的基础上, 我国各部门相继组建了首批专业物探队伍。到 1961 年底, 我国物探应用领域已经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有关方面。不仅地质和石油部门物探队伍已初具规模, 煤炭、冶金、核工业、水电、铁道、建材、化工等工业部门也都发展了自己的专业物探队伍。

     在原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下, 经过 1953 年在白云鄂博进行的试验, 1954 年 8 月地质部组建了第一个航空磁测队 (101 队) , 并在河北承德地区开始工作。1955 年, 地质部三局成立后, 即组建了铀矿地质大队和航空物探测量分队, 开始了我国航空放射性测量。同年, 也开始了我国的地面放射性测量工作。

     石油部门在 1951 年组建了第一支地震队后, 地震队伍迅速发展, 到 1957 年已经达到22 个。地质、冶金和煤炭部门也相继在 1954 和 1955 年成立了各自的第一个地震队, 1957年地质和煤炭部门已分别拥有 6 个和 3 个地震队。

     1953 年铁道部西北设计院在宝成铁路勘测中首次应用了物探方法; 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北京勘测设计院在 1954 年开始筹建第一个物探队。

    1955 年,农业部农田水利局也开始组建勘查地下水的物探队伍。地质部门于 1954 年 5 月组建了第一个煤田电测井队, 在河南平顶山矿区投入工作;同年煤炭部门也开始了煤田测井队的组建。由于煤田测井的地质效果十分明显, 到 1955年底, 煤炭部门的电测站很快就发展到 10 个。20 世纪 50 年代末全国各省区都建立了田测井站 (队)。有些矿务局的地质队相继建立了测井管理机构, 测井方法在煤田地质系统得到了普及。

    我国的海洋物探工作始于 1958 年, 当时主要是进行海洋油气普查和方法试验。石油部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与广东省燃料厅在莺歌海海域开始了重力、磁法和电法调查; 中科院、地质部和石油部共同组织了试验队在渤海进行地震方法试验。1959 年大庆油田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后, 海洋油气勘探更是倍加受到重视。1960 年 5 月, 地质部在天津塘沽组建了渤海综合物探大队。

 

三、建立物探专业管理系统

     作为地质勘探中的新技术, 物探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物探的初步应用, 确实显示了它在地质找矿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物探队伍建设成为各有关部门领导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课题, 并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其中建立物探专业管理机构以及开展科研、仪器制造工作都是重要措施。

 

1. 建立专业行政管理机构

    地质部是我国建立物探专业行政管理机构最早的部门。1952 年地质部宣告成立时,就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和地球化学探矿筹备组。次年, 在地质部地矿司正式成立了地球物探矿室, 由顾功叙任主任、周镜涵任副主任。下设野外勘探、实验研究和器材管理等三个组。当年就组织了 16 个野外分队 (作业组) , 进行铁、铜、铅锌、铬和水等物探调查项目。1954 年冬, 地球物理探矿室扩大为由地质部直接领导的地球物理探矿处。1955 年 8月, 地质部正式建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局, 何善远任局长, 顾功叙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6 年初, 又按大区建立了物探大队, 即北方物探大队 (队部在天津)、西方物探大队(队部在兰州)、西南物探大队 (队部在重庆)、南方物探大队 (队部在长沙)。地质部开始承担全国石油普查任务后, 又相继建立了华北、华东和东北石油物探大队。作为当时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地质部,其物探专业管理机构, 不仅对地质系统物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对全国物探工作的发展, 如规划、经验交流和技术规程的制定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石油部门是建立专业物探队最早的部门, 其物探队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直接领导。以后, 各地区石油管理局也建立了各自的物探队。1955 年 7 月, 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后, 分散在全国的石油物探队均集中由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勘探局领导。冶金部门建立金属矿专业物探队最早。1949 年冬, 东北工业部地质调查所举办的物探训练班, 在 1950 年 5 月结束后, 其学 员就成为东北地质 调查所物 探室的组成员;

    1952 年又成为中央重工业部有色局地质处和钢铁局的物探队。随后, 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建工局也成立了物探队。1954 年重工业部将分散在各局的物探队伍合并, 在北京成立了物探总队。重工业部成立地质局后, 物探总队归地质局领导。

     1954 年8 月, 煤炭部门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在北京成立, 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局领导。1956 年初, 煤炭工业部地质局将物探队改建为物探处, 原有的一个地震队和电法队分别划归河北和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与此同时, 各大区煤田地质勘探局成立了各自的物探队。

     核工业部门, 由于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 开始时称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 其地质勘探工作由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 简称普委二办。它于 1954 年 2 月成立, 立即筹备铀矿物探工作。1955 年 4 月普委二办改称为地质部三局。1956 年 11 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 地质部三局划归该部领导。其他, 如电力、水利、铁道部门都在此期间相继组建了自己的专业物探队, 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地质队 (处) 管理。

     由于各部门从一开始就将物探作为一门特殊技术进行管理, 我国的物探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以较快地健康发展。队伍的迅速发展, 应用的日趋成熟, 向物探管理提出了提高效率, 与地质勘探更加密切结合的要求; 尤其是对一些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效果显著的物探方法, 如煤田测井, 就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煤田勘探钻井取心率较低, 单纯依靠岩心来确定煤层厚度和深度很容易发生误差。煤田测井可以有效解决钻孔中煤层的识别和定位问题, 明显提高勘探效率和效果。煤炭工业部地质勘探总局于 1956 年以 (56) 物常字第 773 号文规定:“凡属打过的钻孔, 必须经过电测检查” 。这是我国除石油以外的最为明确的凡钻孔必须进行测井行政规定。这项决定既肯定了物探的作用, 促进了煤田测井工作的发展; 同时, 也要求测井工作与煤田勘探钻井更紧密结合。所以, 从 1956 年起煤炭系统的测井队实行体制下放,划归勘探队领导。1957 年, 地质部也决定将各煤田测井队从物探局划归各省地质局管理。

 

2. 建立科研机构, 开展学术交流

    为了适应物探队伍大发展的需要, 各有关部门在物探方法研究方面根据当时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7 年 2 月 15 日, 地质部物探局正式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标以地球物理探矿名称的专业物探方法技术研究机构。冶金、石油部门也建立了物探研究机构, 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和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些物探研究机构围绕着野外勘探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攻关, 为实现基本仪器装备国产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以及施工工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并开始自主研究和发展新的物探方法技术。地质部物探所开始了激发极化法和井中无线电波法的仪器和方法的系统研究, 对我国低纬度斜磁化情况下的磁异常解释进行了研究, 并且开始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冶金、地质等部门开始注意对弱磁异常和低缓磁异常进行解释研究, 冶金部门在河北邯郸、湖北大冶等地低缓异常区找矿取得成功。我国高精度重力工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我国大地测绘部门建立了国家第一个重力基点网 (57 重力基点网)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开始为编制全国磁场图积累资料。

     物探事业的蓬勃发展, 迫切需要各部门间的经验交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编的 《地球物理学报 》 (1952 年重新创刊, 半年刊) 首先做出了贡献。不久, 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于 1956 年编辑出版了 《 物探资料》 (内部刊物) , 接着又于 1957 年 1 月创办了由顾功叙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物理勘探 》 (双月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公发行的, 以技术方法为主的物探专业期刊。同时, 冶金部地质局也创办了 《地质与勘探》(内部月刊, 1958 年转为公开发行) , 其中包括了金属矿物探的论文和报道。这些杂志的出版, 以及石油、煤炭、核工业部门的其他有关物探的内部文集, 对新中国物探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7 年 2 月 5 日至 9 日,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当时所有部门从事物探的主要技术干部, 在大会交流的学术报告有 35 篇。大会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和学报编委会。赵九章为理事长, 翁文波为副理事长。这次大会, 是我国物探学术交流活动发展的一个新开端。

 

3. 创建工厂, 建立仪器制造体系

     解决物探仪器的短缺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从原苏联和东欧进口是当时的主要办法。我国陆续从原苏联引进了地震仪、重力仪、电法仪器和测井仪器; 从东德进口了大批磁力仪, 也引进过地震仪器; 从匈牙利则是引进大地电流仪、扭秤和测井仪; 从瑞典进口重力仪等。与此同时, 各部门也都加强了国产仪器的研制。从 1952 年起, 石油管理总局的地球物理测井仪器修造所 (后该所与石油地质局的修造所合并, 并发展成为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 研究开发包括测井在内的石油物探仪器。1957 年, 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式的地震勘探仪器 (DZ571 型) , 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1958年, 该厂设计制造的多线式全自动测井仪 (JD581 型) 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该仪器一直是我国测井工作中的主力仪器, 前后共生产千余台, 并且一直使用到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才逐步被数字测井站取代。

     1954 年,地质部在北京建立了地球物理仪器修配间, 以后扩大为物探仪器修造所,开始研究制造电法、磁法和测井仪器 (以后又扩建成北京地质仪器厂)。同时, 在上海接收了景华和新成两个私营仪器小厂, 开始生产电位计、电阻率仪及半自动测井仪 (该厂以后正式扩建成上海地质仪器厂)。地质部物探所开始研制用于金属矿的轻便高频地震仪和磁带纪录器、ΔT 饱和式航磁仪和坑道无线电波透视仪等。试制成功的 402 型航磁仪器比原用的苏制 А С Г М25 型航磁仪的测量精度由 25 nT 提高到了 10 nT。

    煤炭管理总局和重工业部物探总队也开始了煤田测井和电法仪器的研制工作。核工业系统从 1956 年起组建仪器设计所, 并与上海市合作试制和生产辐射测量仪器。1957 年 4月, 在上海新建上海时代电子仪器厂 (后改称为上海电子仪器厂) 开始研制和批量生产铀矿普查所用的辐射仪、射气仪、测井仪等, 为我国放射性物探仪器的国产化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四、全面学习原苏联物探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际环境下, “向苏联学习”是当时我国政府的重要方针。这也是我国物探事业在当时得以迅速发展成长的历史机遇。1953 年起, 陆续有原苏联石油物探专家在石油系统工作。1954 年, 在地质部担任专家顾问的原苏联物探领域的专家抵达北京。核工业、煤炭、冶金等部门也先后聘请了原苏联物探专家。1955 年初, 我国和原苏联先后签订了“中苏合营在中国勘探放射性元素议定书”和关于在中国进行区域地质调查、矿产普查、航空磁测、石油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探矿等合作的技术合同。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原苏联的教材。北京、长春地质院校还聘请了原苏联的物探教授。除了从原苏联和当时的东欧国家 (主要是东德和匈牙利) 购买大批物探仪器外, 还与原苏联和匈牙利分别组成了技术合作队。引进了全套原苏联航空物探技术, 组成了中苏技术合作队。中匈技术合作队在鄂尔多斯和松辽盆地进行油气物探工作。核工业部门租用原苏联航空物探队进行工作。所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推动了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物探事业的发展。

 

1. 向原苏联专家学习具体方法和实际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 除了少数几位曾经在西方学习过地球物理的专家以外, 其他均是刚刚参加物探工作的年轻人, 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原苏联物探专家来后, 不但传授了许多仪器操作和资料解释的具体做法, 同时也介绍了宝贵的野外实际工作和管理经验。如当时的原苏联测井专家利比娜 (女) 亲临平顶山我国第一个煤田测井队现场, 具体指导工作, 使我国物探人员很快地学到了如何根据电测井曲线, 正确确定煤层顶底板深度和煤层实际厚度, 并依此对钻井取心资料进行修正。也正是由于有了原苏联专家意见的支持, 物探测井的解释结果被勘探队认真考虑, 并通过工程加以验证。物探测井在煤田勘探中很快得到全面发展和推广。

 

2. 参照原苏联经验编制物探操作规程与技术规范

     物探队伍迅速发展, 迫切需要建立技术标准和工作规程, 原苏联专家们带来了当时原苏联的重力、磁法、电法、地震等各种规程规范。派往原苏联学习的我国技术骨干也抓住机会认真收集有关各种技术资料。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 1953 年底从原苏联访问回国时, 在随身带回的资料中就有 7 本物探书籍。其中有达哈诺夫的 《 石油与天然气电勘探 》 、索洛金的 《 重力勘探 》 以及原苏联当时使用的 《 电法勘探规范》等。地质部当即组织力量在短短几个月里将这些书籍资料全部翻译出来, 并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学习。这充分说明当时对物探技术资料急需的程度。参照原苏联的物探规程和规范, 结合自己的实际应用经验, 1956 年 3 月我国自己组织编写了第一批 6 种物探技术手册, 在地质部物探局系统内投入使用。这一批规范, 当时虽然还只是手写油印本, 但在我国物探技术管理历史上却具有里程碑意义。从 1959 年开始, 地质部物探局又制订了 《地球物理勘探生产技术管理条例 》 、 《金属矿各主要物探方法的技术要求》, 修订了地面磁法、电法、测井、地法等几种主要物探方法的规范, 1960 年还重新修订了各种物探方法的生产定额, 表明物探技术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3. 听取专家建议, 扭转物探找矿工作方向

    我国的物探工作是从在已知矿区或矿点上找矿而发展起来的。随着物探工作规模逐步扩大, 地质界希望物探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但大多数依然是局限于一个个范围不大的具体勘探工区, 解决一个个非常具体的矿脉和矿体赋存或产状, 甚至要求查明某个矿体向下延伸的深度等问题。对于怎样发挥物探在地质普查中的作用, 在更广阔的范围里, 发现找矿有利方向和区块的问题则认识不足。由于长期被局限在难以产生明显效果的任务上,物探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导致地质界部分人员对物探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这种情况在1954 年前后已经开始发生。原苏联专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症结, 及时指出要正确发挥物探工作在地质调查中的作用问题, 明确提出了“物探要转向地质普查” 、 “物探要大地走在地质工作的前面”等一系列有战略指导意义的建议。这些建议立即被领导采纳, 并且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加以实施。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 1954 年地质部召开的物探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地质部原苏联物探专家组长歇尔斯尼尧夫做了报告。物探局总工程师顾功叙做了会议总结, 指出“正确提出地质任务是物探工作能取得成果的关键……根据专家的建议, 物探工作应该远远地走在地质勘探工作的前面……”这些对物探作用的认识上的提高, 在我国物探发展进程中是一次重要转折。1956 年地质部召开了有全国各工业部门物探人员 参加的 全国物 探工 作会议, 这些意 见和 建议 在会 上 得到 进一 步发扬和 贯彻。

     各国的地质条件和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别, 原苏联专家的建议也只有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譬如, 当年原苏联专家曾大力介绍运用“等电位线法”普查金属矿, 由于这个方法不适应我国炭质页岩干扰较多的地质情况, 使用的效果并不好。总之, 在专家的具体帮助下, 在各级领导的全力组织下, 我国的物探工作者既虚心地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 又努力结合我国的实际,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既探索, 又创新, 逐步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1960 年春天原苏联专家撤走, 我国的物探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发扬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精神的鼓舞下, 物探人员顽强地进行工作, 进入了一个依靠自己力量, 研究中国实际情况, 解决中国物探发展问题的新时期。

 

五、物探队伍体制下放和“大跃进”时期的畸形发展

1. 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 物探队实行管理体制下放

    1958 年起, 国务院对我国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地质部也作出了地质工作管理体制下放的决定。地质部物探局对原各直属专业物探大队随即进行了调整改组。将大部分固体矿产物探队下放到各省地质局, 作为各省局的专业物探大队。原来隶属于物探局的石油物探队伍则经过重组, 成立了东北、中原和华东三个专业石油物探大队,仍由物探局直接领导; 航空物探大队也依旧由物探局直接管理。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央专业物探队和各省物探大队并存的新的管理体制。冶金部在 1957 年撤销了物探总队, 其下属的区队分别划归各有关省 (区) 的地质勘探公司领导; 总队的实验室并入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 成立物化探研究室。煤炭部的物探力量也作出了相应的体制下放决定。

 

2.“大跃进”时期的物探工作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 , 把我国各行各业卷入了一个过热的发展洪潮。在“大炼钢铁” 、 “全民找矿”口号下, 地质队伍一度盲目发展。从 1957 年底到 1960 年底仅仅年时间里, 地质部门所属地质队职工人数扩大了近三倍; 物探职工总数从 3754 人发展到20510人, 扩大了 5.5 倍。为了“大炼钢铁”的需要, 还一度发出了“县县要有物探队”的号召。没有磁力仪, 就推广使用“万能磁力仪” 。地质部的物探仪器修配所紧急组织生产了一批“万能磁力仪” 。其他专业物探队也提出了“放卫星”、 “创纪录”等, 片面追工作量、忽视工作质量的错误倾向在许多物探队泛滥成灾。以工作项目数字为例, 1958 年地质部门物探队伍完成了 160 余个项目, 为 1957 年实际完成数 36 个的四倍, 相当于第个五年计划实际完成总数的 70%。盲目发展使队伍素质急剧下降, 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队伍结构严重失调,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冲破。这次队伍盲目膨胀带来的问题, 对我国物探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深刻的负面影响。

   但是, 由于国家的投入增加, 广大群众的激情和创造性劳动, “大跃进”时期完成了巨大的勘查工作量, 我国物探工作在此期间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六、取得明显应用效果

1. 油气物探工作大规模展开和大庆油田的发现

    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能源问题, 我国能源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石油资源问题。新中国成立时, 我国只有玉门等地的一些小油田, 年产量仅 12 万 t。对于中国境内石油天然气的潜力, 说法不一, 多数国外地质家的看法比较悲观。日本侵华期间, 其地质人员也曾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过调查, 在阜新等地还进行过钻井采油的活动, 其基本结论也是否定的。建国伊始, 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十分关切并采取了有关措施。1950 年, 在新疆与原苏联合作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石油工业部门为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四川展开油气勘探, 积极发展物探队伍。自 1951 年建立第一个地震勘探队以后, 到 1958年地震勘探队已经超过20 个。1953 年底, 毛泽东、周恩来曾与李四光研究过中国是走人造石油还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问题, 李四光及其他一批我国地质学家坚定认为在中国发大油田是有希望的。1954 年底, 国家做出重要决定, 即从 1955 年起, 我国石油勘探工作由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家共同承担。地质部承担油气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 中国科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 燃料工业部继续加强构造细测和钻探工作。为此,1955 年 1 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 决定成立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并相应抽调物探力量组成 611 队 (准噶尔)、303 队 (四川盆地)、112 队 (松辽) 和 205 队(柴达木) , 协同石油普查大队工作。1955 年, 地质部决定在松辽和华北平原部署大面积的重力、磁法和电测深调查。1956 年初, 中苏航磁合作队成立, 其中 104 队立即投入松辽和华北平原 1∶100 万石油航磁工作。航磁和随后进行的两个盆地的 1 ∶100万重力量结果明确显示松辽和华北均为大型沉积盆地。重力和航磁圈定了盆地边界和盆地内部大地构造单元的基本格局, 说明这两个盆地都有良好的找油气前景。1957 年底地质部作出油气普查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1958 年初,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 地质部和石油部领导又共同商定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战场, 提出要“三年攻下松辽” 。接着两部均抽调一批地质和物探力量向松辽、华北等大盆地集中,一场规模空前的油气物探普查工作, 在我国东部地区各大沉积盆地有计划地展开, 很快为我国东部地区油气资源的区域远景评价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松辽盆地的石油物探工作, 一开始就是从全盆地着眼, 系统规划,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由于勘探部署合理, 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在 195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 周年前夕, 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 — —松基 3 井喷出了原油。大庆油田的发现,在我国石油地质勘探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我国石油物探, 乃至整个物探工作的发展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松辽平原面积逾 26 万 km2, 几乎全部为第四系所覆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从一个地面没有任何油气苗显示的情形下, 很快地找到巨型油田, 绝不是偶然的。当然, 这首先是由于战略选区的准确, 地质和物探工作的密切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从物探工作本身而言, 从实际出发, 根据松辽盆地的具体条件, 合理部署和灵活综合应用各种物探方法则是一项重要经验。事实证明, 我国的石油物探事业正是由于认真总结了大庆的勘查经验,并在以后的华北、下辽河、江汉乃至全国各盆地的勘查实践中给予推广和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大庆油田发现中的物探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充分发挥物探在油气区域地质普查中的先行作用, 快速评价盆地的油气远景。

2) 根据盆地的实际地质条件, 合理运用综合物探方法, 及时圈定有利油气聚集的二级构造带。

3) 合理使用地震勘探详查局部构造, 尽快实现油气发现井的突破。

4) 遵守科学的勘探程序, 地质和物探有机结合。

    在松辽盆地取得油气突破的鼓舞下, 全国油气勘探加速发展, 尤其是华北、四川及江汉盆地的工作发展更快。这些盆地均为大面积覆盖地区, 必须全面进行系统的物探工作。在数年物探区域调查和地震普查的基础上, 1960 年冬, 地质部和石油部在天津举行华北油气勘探的两部会议。会上根据物探资料, 在济阳和黄骅凹陷确定了六个突破口, 将经地震勘探确定的济阳凹陷的东营构造作为参数井华 8 井的首选地点, 由石油部进行钻探。会议结束不到半年, 1961 年 4 月, 在该井老第三系的地层中发现油层, 实现了华北地区的油突破, 掀起了我国中东部地区油气勘探的新高潮。

 

2. 煤田物探效果显著, 发现一批隐伏煤田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新中国成立后, 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寻找和开发新的煤炭资源, 其中用于冶金的炼焦煤更为迫切。地质部于 1954 年组建了首批煤田物探队在渭北、桌子山、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队进行工作。当时主要使用了电测深方法, 普遍取得明显效果。同年, 地质部还组成了第一个测井队在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勘探进行煤田钻孔的测井。煤炭工业部门在 1954 年 8~9 月成立了专业的煤田测井试验站, 在峰峰矿区进行生产试验, 取得了成功。1955 年 4 月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组成了第一个地面电法队, 在开滦矿区进行野外试验。同年 9 月,该局组成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震队。这一时期的煤田地质调查任务主要是扩大老煤区和发现新煤田。使用电法一般能够取得有效追踪煤系地层、发现断层和了解盆地构造起伏的资料, 使地质预测更为准确, 提高钻探命中率。由于合理运用了地质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 这一时期发现了许多新的含煤盆地和重要煤田。如 1956 年, 在河北开滦煤矿外围湾道山和车轴山用电测深法发现了新含煤区, 其中仅东欢坨和新军屯两处储量就逾 8 亿 t。1957 年, 又在全覆盖的蓟县玉田地区发现了林仓、下仓含煤向斜, 经地震勘探证实和钻探验证, 该地成为我国首次用地震折射法与电法、钻探相结合而发现的新煤田。1955 年 11 月, 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的华东电法队在淮北平原蒙城至宿县一带进行了大面积 1∶ 20 万电测深普查, 1957 年提交的“安徽省蒙城宿县地区电法勘探工作报告” , 全面揭示了 4500 km2范围内被掩盖的地下煤系基底起伏形态, 为缺煤的华东地区找到了淮北煤田这一重要煤炭基地。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煤炭部门开始了综合地质勘探会战, 实施地质普查、物探、钻探相结合的勘探方法, 大大加速了勘探速度,在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江苏、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煤炭产业基地。

 

3. 开展放射性方法普查, 找到了第一批铀矿

    放射性测量是最直接的铀矿勘查手段。我国从 1955 年开始铀矿勘查, 使用了航空和地面放射性测量方法。我国的第一个大铀矿就是在 1955 年租用原苏联的安2飞机, 用原苏联的航空伽马测量仪在湖南郴州发现的。1957 年航测又在华东发现了我国最大的相山铀矿。地面伽马普查则在广东发现了下庄铀矿, 在云南发现了腾冲铀矿。物探在其发展初期就为我国的核工业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4. 金属与非金属物探在发现新矿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 迫切需要大量铁、铜、铅、锌等金属矿产和相应的非金属、化工原料。地质和冶金部门的首批物探队就是围绕着鞍山、大冶、铜官山、白云鄂博和黄沙坪等老工业基地, 用磁法和电法开始工作, 得到锻炼并取得成功的。

     1954 年地质部物探工作会议以后, 金属矿物探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新区的普查及老矿区外围扩大上。这一工作部署上的战略性转变,使物探工作效果有了明显提高。在发现新矿产地方面, 航空和地面磁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四川地区发现了红格、白马等大型—特大型钒钛磁铁矿, 在河南舞阳、江西新余发现了新的磁铁矿区。1957 年前, 物探还在现河北寿王坟铜矿、湖南黄沙坪铅锌矿和甘肃小铁山铅锌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许多大型铁矿是在“大跃进”这一时期中发现的, 其中包括山东淄河和苍峄、莱芜, 湖南祁东, 新疆天湖, 安徽霍邱, 江苏梅山等著名大型铁矿。在铜铅锌多金属矿方面, 发现的大型矿山有安徽狮子山、西马鞍山, 湖北铜录山, 江西城门山, 湖南七宝山,广东阳春石芽录 , 青海铜峪沟等铜矿, 吉林红旗岭铜镍矿, 江苏栖霞山、广东大宝山和海锡铁山等铅锌矿。在非金属矿产方面, 物探方法开始应用于黄铁矿、石墨和金刚石、压电石英等国家急需的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普查,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我国金属矿地质条件的特殊性 (地质构造复杂, 矿石成分多为复合矿,单一富矿少) , 往往需要综合使用多种物探方法才能更加有效。我国开始研究开发适合于我国地质条件的物探方法及其组合, 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系列。为了提高物探普查金属矿产的效果, 普遍重视了多种物探化探方法的综合使用。冶金部门提出了“大力推广地质、物探、化探三结合找矿方法”。地质部成立了综合普查勘探方法室, 开展综合方法的试验推广; 于 1960 年成立了综合物探大队, 选择河北燕山地区进行系统的综合区域物探、化探试验, 把区域性物探、化探工作与矿产普查工作相结合, 以期达到面中求点、加快速度、提高效益的目的。

 

5. 水文和工程物探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1950 年顾功叙等曾经在北京官厅水库地区应用过物探方法解决与水库有关的水文地质问题, 1952 年起又在石景山地区为解决水文地质问题进行过试验。随着地下水资源勘查、水利工程以及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勘察的需求不断上升, 物探方法在这些应用领域也很快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 1953 年起, 地质部物探队伍先后承担了宝成铁路路基、三门峡坝址勘查工作。1956 年在宜昌组成了工程物探队, 对丹江口、三斗坪等国家重点建设的水库坝址进行勘查。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和铁道部西北设计院从 1954 年起, 先后组建了各自的专业物探队。农业部农田水利局也组建起勘探地下水的物探队伍。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开展了找水的物探工作。铁道部从 1956 年起聘请原苏联专家帮助提高铁路物探技术, 并在湘黔、成昆铁路的设计中应用了物探方法。

    这一时期是我国物探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精神的鼓舞下, 到 1961 年底, 我国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物探队伍。虽然这支队伍还很年轻, 但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许多应用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从 1959 年起, 还首次走出国门, 援助越南、蒙古进行煤田测井、水利勘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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